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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电影历史11

台湾电影历史11



ruhyung 实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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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9-26 16:59:07 | 显示全部 返回 收藏收藏

最后一击:MTV(视听中心)、第四台、有线电视   
电影媒介内部的竞争来看,台湾电影在八0年代失去与港片竞争的能力,以致九0年代市场尽失;而香港电影则在九0年代步上台湾后尘,因大量的跟拍烂拍,以致一蹶不振。剩下原本就稳占强势的外国电影,在官方进一步的开放,以及民间发行业者不断迎合下,席卷了整个电影市场,严重打击台湾电影的生计。
而另一方面,电影与其它媒介的竞争,也进一步阻绝了台湾电影的复苏希望。这些外部媒介包括了 MTV 视听中心、第四台、以及随后的有线电视。
MTV 视听中心的出现,一般均溯自一九八五年台北「龙腾 MTV 视听中心」的开设(注627)。龙腾自美引进 MTV 音乐录像带在咖啡厅中播放,吸引顾客消费,从此蔚为风潮,并很快地变相发展成为一家一家专门放映各类影碟影带的包厢中心(注628)。其中不乏一些用心经营者(如太阳系等),搜集了深且广的收藏,提供国内电影迷前所未有的影片资源与观影途径,并掀起一股电影欣赏、电影艺术研究的热潮(注62 9)。估计到了一九八八年,台湾全省已约有八、九百家;其中台北约三百家,高雄六十余家,其它县市多则五、六十,少则两、三家(注630)。消费性别男女各半,背景以社会人士为主(六成),学生次之(四成),年龄分布广泛(注631)。MTV 视听中心俨然已成为一种新兴的、普遍的社会娱乐形式,所租出的节目以各类电影翻拷为主,年营业额可能高达五十亿(注632)。
MTV 视听中心的庞大收益,必然对正常的电影映演产生严重的排挤作用。电影界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九八七年,以戏院业为首的电影业代表陈文森、陈渭成等十余人至新闻局表达严重抗议;来年,各地片商、戏院工会也自组「反盗会」,展开与 MTV 业的对抗行动。然而,官方对于 MTV 视听中心的经营型式究属于「录像带出租业」、或「录像带放映业」(注633),始终无法确认;加上业者不断陈情,新闻局也只好许以缓冲期,促其改善。电影市场在这样磨磨蹭蹭的状态下,饱受侵蚀,直到美方电影业界的出面干预。
MTV 视听中心对电影业界的影响,其实主要集中在西片市场。据一份研究论文指出,MTV 视听中心的消费者绝大部分以看西洋片为主(占百分之八十七点三),国片(含台、港片)次之(仅百分之十点三),由此可见一斑(注634)。美商公司在盈收减损下,开始对台施压。一九八八年,中美双方针对智慧财产权谈判时,美方即强烈要求将 MTV 视听中心经营形式视为「公开放映」,并受著作权保护(注635)。一九九二年五月,我国在美方「综合贸易法特别三0一条款」的报复威胁下,迅速通过著作权法修正案,不仅大幅屈从美方视听娱乐产品权利,同时也严格限制 MTV 视听中心生存条件。全省各地的视听中心几乎在一夕间瓦解。台湾观众欣赏电影的途径,遂回到过去任由中外片商宰控的困境。
从观众的立场来看,MTV 视听中心提供的多样选择,实是难得突破片商宰制的一次机会。九二年以后,少数视听中心业者以平行输入影碟真品的方式,继续引入少量影片吸引消费者。但整个业界的规模、普及、便利性、以及消费的流行趋势都已一去不再。一直要到有线电视合法化后,少数用心经营的电影频道(注636),才继续提供选看影片的较佳管道。只是,多样性与自主性仍远不及当年 MTV 视听中心的时代。
相较于 MTV 视听中心的昙花一现,第四台与有线电视的影响可就长久而深远了。第四台的出现,一般推溯自七0年代末,台湾部分城镇山区为改善电视收视,而逐渐发展的共同天线与放影中心系统。一九七九年,媒体首次报导基隆地区警方发现业者以自备之录放机,透过线缆,将节目传送街坊邻里之家里(注637)。于是,这种俗称「第四台」、或「第四频道」....的新兴传播型态于焉开展(注638)。
第四台由小型的小区共同天线与放影中心,逐渐发展为大规模的播放系统。由于利润可观(注639),竞争激烈,业者更以扩增频道内容,吸引订户。为了因应大量节目需要,除了日剧、日片、色情影片、港剧、餐厅秀外,电影自然也很快成为业者盗拷、盗播的主要对象。一九九一年四月,电影业者声称第四台一年内高达一百三十二亿的营业额,泰半即为电影业的损失(注640)。随后,又以不堪第四台长期侵权为由,联合了过去的劲敌、现在的同病相怜者 -- 录像带业,共同罢市,并走上街头示威抗议。
政府在各方不断抗议的压力,以及恐于「政治性犯罪」的原因下,年年抄台剪线(注641),但暴利诱因仍使第四台越剪越盛。第四台势力不断串连,并结合各地黑道力量横行霸道。一九九三年一月农历春节来临时,第四台业者竟公然通知电影界,表示将于春节期间侵权径播院线影片,电影界竟无可奈何,不得不与之谈判(注642)。
随着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新闻局宣布开放「小耳朵」卫星电视接收器后,第四台发展越加快速。学者冯建三统计了一九九0年至一九九四年间,台湾录像带租售店、线缆(或第四台)、卫星电视使用户数、以及录放机普及率的变迁。以此与电影业相较,我们便可了解新媒介对电影的影响,以及媒介间彼此的牵制与兴衰:一九九0年,录像带店二千四百家,卫星三十一万户,线缆(第四台,或合法化之后正名的有线电视)五十四万户(一九九一年数据),录放机普及率百分之八五点四,电影院三百七十家,台产影片七十六部。一九九二年,录像带店减至两千家,卫星一百零六万户,线缆六至七十万户,录放机普及率百分之八七点七,电影院减至二百八十二家,台产影片四十三部。到了一九九四年,录像带业继续萎缩至一千七百五十家,卫星与线缆快速增长为二百0五万户,录放机普及率微跌至百分之八十四,而电影院已减至二百五十五家,台湾生产影片更跌至二十八部(注643)。
第四台的出现,使欣赏电影变得更廉价、更方便。它不止迅速抢夺了电影院的市场,也取代了录像带业,成为台湾观众欣赏电影的主要途径。然而,由于法令未定,绝大多数的播映均属违法侵权,第四台的收益也就未能回馈至电影业界,使电影业的损失巨大(注644)。此外,第四台吸引了大量中低阶层的群众,其人口正与国片市场对象相重迭。过去,国片勉强靠着文化亲和性的保障,维持住一定的观众人口,但第四台却立刻争取到这个市场。
第四台瓜分走中下阶层的媒介观众,将电影推向少数的菁英群众,使电影结束了它作为大众娱乐工具的时代,从此成为一种小众媒介,一种以欣赏外片为主的小众娱乐型态。台湾电影也就必然走向萧条的道路。或谓有线电视对国片的需求,可刺激国片生产。但观诸事实,各个国片频道仅一昧竞播过去数十年已生产的库存影片,尚无影片来源不足的现象;加上回放率高,观众要求低,短期间,尚看不出有刺激生产的需要;若干年后,或有此种可能(注645),只是不知台湾国片的生产部门是否可以撑到彼时。
第四台的快速成长,使电影业者在无法与之竞争下,索性纷纷加入。九0年代仅存的几位主要电影业者无不卷入第四台(有线电视)的经营。先是年代之邱复生与香港劭氏合作,经营无线卫视,并成立无线电影台「沙发电影院」;继之学者之蔡松林(学者国片台、健康财经台等)(注646)、新峰之杨登魁(巨登、联登电影台等)、协和之许安进(超视)....亦纷纷投进巨资加入热战;连龙祥之王应祥也组成电影频道,完成从影片生产到有线频道播映一系的垂直整合,以免受制于人(注647)。然而,电影业界的扩大垂直整合,并未造就电影再生。相反的,由于大量资金的挪出,使电影生产部门立即面临萎缩。九0年代台湾电影制片资金不足,明显地与业者的琵琶别抱有关(注648)。第四台与有线电视终于将台湾电影挤出了娱乐媒介市场之外。
回到原点:生产部门的瓦解 
在一九九0至一九九四的五年之间,主要的电影生产者有学者、龙祥、中影、长宏、与丽城等。学者承继上一时期学甫的制片路线(注649),仍以朱延平为主要导演,开拍以大堆头明星挂帅的集锦影片、与当令之流行题材影片,如「大笑兵团」(一九九0)、「成功岭2」(一九九0)、「异域」(一九九0)、「游侠儿」(一九九0)、「火烧岛」(一九九一)、「小小少林」(一九九二)... 等等。由上述的影片的演员阵容,可以看出学者公司重视明星票房、并以香港演员配搭一、二台湾演员的制片公式。到了一九九三年之后,学者借用香港之力的现象更趋明显。例如,九三年里所拍的六部影片「武侠七公主」、「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新人皮灯笼」、「新报仇」、「溶尸奇案」、「灭门惨案」等等,就相当明显地放弃了以往仍由台湾方面主导制片的合作模式,而改由香港完全接手。从整部片的制作过程和参与的人才来看,除了少数一两位台湾演员搭配演出外,几已无任何台湾创作的参与。可以说,从这里开始,台资港制的模式已完全确立了。学者将制片重心移往香港的策略,还可由其在香港,与年代国际合作成立大学电影公司,以及幕后资助刘德华之天幕电影公司从事制片等等可知。台湾片商与制片公司的南向政策,从学者的发展路线可见一斑。(注650)
除了学者公司外,龙祥电影公司也是此一时期的主要制片者。龙祥由王应祥主持,经营之初,以发行外片为主,其后触角渐伸向国语影片的发行与映演,八十年代中期更进而溯流而上,加入制片业务。并先后以龙城、龙泰、龙者、龙祥、龙翔等公司之名分别经营上述业务,关系密切或相关之分支机构还有三本、金公主、得宝、三裕、天福、王城、玖峰、鸿基等等(注651)。龙祥在上一时期仍以投资本土影片为主,如陈坤厚的「春秋茶室」(一九八八)、虞戡平的「海峡两岸」(一九八八)、杨哲的「人鬼狐新传」(一九八九)。到了九十年代,连续投资的六部影片,如「两个油漆匠」(一九九0)、「我在死牢的日子」(一九九0)等,均未收回成本,这使龙祥的本地制片停产了一年,并从一九九二年开始,改变其投资制片方针,以减少独资制片、改以共同投资为主的方式,希望能减低风险,并维持其所经营之发行院线的片源。在这一策略下,龙祥分别与台湾、香港两地电影公司合资拍片。如与台湾表演工作坊合作「暗恋桃花源」(一九九二)(注652),与长澍视听合作「多桑」(一九九四)。但基本上,龙祥仍以与港合资生产影片、或出资委制的方式为多,例如与金公主、电影工作室合作的「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一九九二)、「东方不败之东方再起」(一九九三)、「新仙鹤神针」(一九九三),与嘉禾合作的「少年黄飞鸿之铁猴子」(一九九三)....。总计龙祥与香港的合作获利颇丰,但投资台湾影片部份,如「想飞,傲空神鹰」(一九九三与军方的汉威,即原中制厂合资);或投资大陆制片,如「画魂」(一九九三)、「验身」(一九九四)均赔累甚多。估计未来将减少本地投资,而以持续与港合作的模式,维持其发行业务所需之片源。
合作生产影片的模式因片不同,有的直接投资,并同享各地票房收入;有的则仅分得台湾地区的营收。不论其方式为何,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合资生产的方式已越来越盛行。从附图五可以看出台湾影片历年合作出品的数量。其中,除了一九五七年与一九五八年台语影片高峰时代以外,台湾影片采合作拍摄出品的方式并不算多,总在年平均二、三部左右,相对于当时年均近百部的影片产量而言,实在不算太高,并且有相当的起伏。但到了一九八六年开始,合作出品便逐渐增加,并稳定的保持在平均五部左右的数量。如果考虑八六年以后的低额产量,就更显出合作出品的比率已大幅增加。这样的趋势还有更强化的倾向,一九九三年登记合作出品的影片就高达十三部之多。至于一九九四年虽仅五部,但若加入其它于该年摄制完成,仍未映演,或未于该年完成的影片,其数尚不止于此。(注653)
合作制作出品的现象并不仅见于民间出品公司,连准公营的中影公司也以此为尚(注654)。如前节所述,中影与香港(主要为嘉禾)之间的合作早自八十年代即已开始。到了九十年代,中影以合作制片来降低投资风险的策略便亦发明显。以一九九0至一九九四年间,中影所出品之十五部影片来看,其中就有十二部影片与其它公司共同挂名出品(注655),而其中,与香港合作的就占了七部。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影增加与其它公司的合作,部份肇因于辅导金制度。因为辅导金申请办法规定凡独立申请者可申请一部,而合作申请者则另可申请两部。因此,促成业界间合作趋势。此外,原获选、但无力完成影片的独立公司也倾向寻求中影支持,更促成了合制之趋向(注656)。以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四年间,中影所出品之十部影片来看,就有七部影片为辅导金获选影片。其中,中影本身获选者五部,与其它获选公司合制者两部(注657)。总的来看,九十年代中影的制片政策是相当保守的,如果不是与人合资,就是争取辅导金拍片,以减低风险。除此之外,别无它例。这样保守的制片策略,反映出中影在面对台湾电影市场不景气时一种无力与无奈;同时,也显示了党营事业不再重视其社会责任,而改以经济利益挂帅的现象。
虽然,本时期的主要生产者多以合资合制的方式经营,但产量排名第四、第五的长宏与丽城仍以独资制片为主。长宏由吴敦挂名主持,于一九九二年开始拍摄影片。此时,朱延平与学者公司几乎已停止合作,长宏以朱延平为主,陆续拍摄当时流行之商业片型,如搞笑片「逃学歪传」(一九九二)、「大小飞刀之九尾狐与飞天猫」(一九九三)、「新乌龙院」(一九九四),及帮派电影「五湖四海」(一九九二)等等。此外,长宏也与香港导演王晶合作,开拍商业影片,如「追男仔」(一九九三),与台湾前期导演刘家昌开拍「梅珍」(一九九四),或拍摄三级影片,如「天使心」(一九九四)等。整体来说,除了一九九二年由蔡扬名导演之「阿呆」较为严肃外,其余均走商业流行之路线。
至于丽城电影公司,则仍继续其一贯之三级电影路线,拍摄影片十三部,如「三点突破」(一九九0)、「波霸总动员」(一九九一)、「在室舞男」(一九九二)、「兼差女郎」(一九九三)、「现代杀夫记」(一九九四)等等,均为低成本、色情煽情类型,并以二轮戏院与录像带为主要销行管道。
此外,在这个时期里值得注意的公司,还包括了邱复生的年代、徐枫的汤臣、杨登魁的新峰、登魁、巨登与联登。年代由邱复生主持,邱氏原本以制作广告、出版娱乐杂志为业,在录像带业盗拷盗映的混乱时代里,果敢投身经营,经由中南部强人杨登魁等人的支持,由南到北,逐步建立全省录像带的发行管道。由于建立起录像带业的秩序,获得香港无线电视台劭逸夫授权发行无线港剧,并因此发达起来(注658)。其后,年代加入电影制片,在几乎毫无基础背景之下(注659),因詹宏志之策画,投资侯孝贤「悲情城市」(一九八九),一举成名,并建立其作为国际性公司之基础。此后,年代一再以大手笔作风,争得美国可洛可公司(制作「蓝波」、「魔鬼终结者」系列)影片在台发行,引人侧目。年代制作之影片数量不高,但出品影片都是国际级的大片,制片费也高。但自本时期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年代已几乎停产,整个投资兴趣已转至卫星与有线电视了。其中,当然包括与劭逸夫合作之无线卫视。
汤臣由徐枫经营,早在一九八四年,就出品「丑小鸭」(朱延平导)、「杀夫」(曾壮祥导),以后便在新电影与商业类型题材中摇摆,主要生产其在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间,产量虽不高,但稳定,同时也出品过「竹篱笆外的春天」(一九八五)、「黄色故事」(一九八七)等重要影片。一九八六年因「好小子」系列票房成功,并受日本市场欢迎,在不景气声中,一枝独秀。进入本时期后,汤臣一改过去本土制片路线,改采年代公司的方式,以少量大片为主,并集中投资大陆导演陈凯哥。唯「霸王别姬」(一九九三)丰收后,可能出现发展的瓶颈(注660)。
新峰、登魁公司由杨登魁经营。杨氏原在中南部经营蓝宝石歌厅,是当时歌唱娱乐业重要据点。同时,也经营房地产与养殖业等。新峰由杨登魁与其它多人共同投资,发行影片甚多。一九八二年,登魁公司出品「红粉兵团」(朱延平导,一九八二),杨登魁开始较积极地参与电影事业的经营。登魁公司直接出品的影片不多,但多能以大堆头明星助阵,影片内容也以明星量裁(star vehicle)类型为主(如「少爷兵」,朱延平导,一九八五)。作品成绩平平,但人气旺盛,势力不容小觑。。一九八九年,登魁公司与年代合作投资「悲情城市」,一改其形象,但一九九0年扫黑行动开始,登魁公司随即消沈。至复出后,投资侯孝贤城市公司的「戏梦人生」,也是国际瞩目的影片。九0年代开始,随着有线电视发展,登魁公司也转向经营,成立巨登与联登...等有线电视相关企业,对本土电影的投资也相对减少了(注661)。
总计此一时期共生产影片二百三十八部,是自一九六0年以来,产量最低之五年。也可以说,一九九0至一九九四年的这五年里,台湾所生产的影片量已低至一九六0年以前的水平。产业的萧条,使得多数电影制作公司纷纷停产歇业或关门。以出品公司数量来看,这个时期开始,台湾还有四十八家公司制作影片,到这个时期结束,已然仅剩二十一家了,这也恰恰正是一九六0年时候的数字。若以平均数来看,此一时期,平均有三十三家出品公司,较之上一时期的四十三家,明显少了许多。而在两百多部影片中,前五位之高产公司共生产了八十二部,占全部产量之百分之三四点四五,是一九六0年以后,高产公司占全部产量比率最高的五年。也就是说,出品公司的数量持续下滑,业者关门歇业的现象此起彼落,以致少数的几家公司得掌大局,制作了本时期大多数的影片。这种倚靠少数公司维持局面的情况(注662),只在一九六0年以前,台湾电影工业尚未兴起时见过。
从一九六0年算起,台湾电影生产经过三十几年的起起落落,现在居然又回到了原点。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似乎绕了一个弯。
最后的霸主:发行部门的垂直整合 
至于发行方面:九0年代开始的第一天,台北市戏院工会决议从电影票中征收一元国片辅导金,即日实施。但这象征性的动作,并没有得到任何效果,国片依然快速衰退。一九九0年底扫黑行动开始,电影圈受到相当波及,权力出现部份真空状态,盘面开始进行重整。在一九九0到一九九四的五年间,主要的发行者有中影、三本、学冠、桦梁、雄威、学者、龙祥等。
中影发行了十七部影片,多数都是与人合拍,以及辅导金补助的影片。影片整体表现空前优秀,在国际上获致前所未有的成就。但相对的,中影的经营也空前的保守。国民党给予的支持极少,接近自负营亏的状况。可以说,这五年里中影的贡献最大,但得到的奖励却最小(注663)。这五年里,中影发行的影片有盈有亏,但「喜宴」破记录的票房,足使中影傲视同侪。可惜长久累积的人事背袱太大,经济上仍显得困窘。因此,中影在此期甚至参与发行日片的经营。
龙祥的王应祥在本期继续扩大发行市场的占有率,三本、龙祥是旗下发行量最大的两家,总共发行了二十二部影片。三本在一九九一年以前,多半发行自己生产的本土型影片,如「黄袍加身」(邱铭诚导,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年后,三本停止独资拍片,改与表演工作室、电影工作室等合作,也为吴敦的长宏公司发行少部份影片。至于龙祥公司,在一九九0年独资摄制发行「两个油漆匠」(虞戡平导)等六部影片,未获成功,旋即停止发行业务,也不再独资拍片,转而加强与香港徐克的合作。此外,龙祥的合作公司,如得宝、金公主,则负责发行龙祥投资香港拍摄的影片。一九九三年后,香港影片在台退潮,台商投资港片的风气也随之减缓。龙祥感受到此一趋势,于九三年以「小活佛」一片重返暌违十多年的西片发行市场,并从此转以西片代理、戏院经营、新媒体(有线电视频道)等路线经营为主(注664)。总计王应祥的相关公司,在此期间以台产影片名义登记发行了三十一部影片。
学者蔡松林的表现也毫不示弱,以学者、学冠、学彦、学甫等公司为首,加上与年代邱复生合作成立的大学,以及好朋友等公司。蔡松林在此一时期,总共发行了三十七部影片。以台湾影片发行量来说,堪称冠军。学者、学甫、学冠、学彦等公司,多半发行学者自己所出品的影片。其中包括朱延平的「异域」(一九九0)、「火烧岛」(一九九一),金鳌勋的「报告班长 3」(一九九四)等卖座片。虽然影片的内容素质颇受争议,但比较起来,学者投资本土影片的精神与勇气还是比较大的。至于好朋友公司,则多半发行学者与港合作的影片。学者与港的合作对象以金公主集团为主,包括好朋友电影公司与向华胜兄弟的永盛、永高等公司。论出片量,学者与龙祥不相上下、但论影片票房实力,则较龙祥所拥有的徐克略弱,所以蔡松林投资支持刘德华成立天幕,又与邱复生在香港合作成立大学电影公司,显然有意争取优势。不过,港片在台逐渐退潮后,学者也逐步加强日片发行的工作。
除此之外,学者在九0年代里,更以空前的大动作兼并戏院。在许多过去所谓的龙头戏院一一衰败时,蔡松林领头,与杨登魁、邱复生等大举进场投资,在台北各百货公司、新建大楼,成立超多厅影院(注665)。此举将对未来整个发行映演市场的发展,产生莫大的影响。学者也因此成为全省电影院线霸主(注666)。同时,蔡松林、杨登魁、邱复生、王应祥纷纷转向经营有线电视,分别成立学者台、联登、巨登台、无线卫视、龙祥电影台.....等,在有线电视的新战场上,继续扩大电影的发行管道。这种经营的转向动作,势必也将影响台湾电影的生计成长。可以预见的是,电影资金将因投资转向而越发困窘,电影开拍率将进一步降低。同时,电影映演则因超厅院的形成,更形垄断,并将由外片占领市场。由影界经营的趋势与动作来看,国片的未来,似乎是黯淡的。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九0年代后,国片发行市场已进入龙祥与学者对决的局面,中影虽仍有相当数量影片,但难掩衰退局势。至于榜上的桦梁,则是上一时期所谓三级录像带片的幸存者,并且在一九九二年一口气发行七部影片后,便随着三级录像带片的垮台而结束。此外,江文雄的雄威,可谓起死回生之作。江氏的昌江公司曾经叱剎影坛,但旋即消沈。江氏自美返国后,又组雄威,在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年连续出品发行包括「少年耶,安啦」、「阿呆」等八部影片,可惜票房均弱,九三年之后,就不再见到雄威的影片了。
总计这五年里,主要发行公司共发行百分之三一点零九的影片,若将学者与龙祥的关系公司算进去,则发行量更高达一百零二部,占全部影片的百分之四二点八六。除了迁台那几年,电影工业几呈空白的时期外,这样高的占有率是从未发生过的。而这几年的垂直整合率也高达百分之三三点八八。可以说,电影业走到这里,已经是筋疲力竭了。剩下的,就看谁能继续撑下去,最后兼并掉整个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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