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旧事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嘉兴有三个电影院，分别是：勤俭路少年路口的人民电影院，勤俭路建国路口的人民戏院和东门的南湖剧院。农村里，偶尔会放映露天电影，以大队为放映点，一年也就轮到三四场。因此，每逢放电影的通知下来，人们好几天前就开始期盼和议论这部电影了。到了放电影那天，各个生产队的男女老少，或肩扛或手提各种凳子，涌向大队的一块白场。

那时候影片也不多，看电影主要是几部样板戏，人们都重复观看好几遍，以至于那些经典的唱段，张口就来，几乎人人都会哼唱，空气中都弥漫着现代京剧的旋律，铿锵有力。

电影院里难得也放映一些故事片，会至少提前半个月贴出海报，大多是重复放映的几部黑白电影，如《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南征北战》等。我们小孩像盼望过年般，倒数着离放映还有几天。记得七十年代有一部最火的外国电影，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那时候的朝鲜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起仇恨南朝鲜，仇恨美帝国主义。

那时侯，买电影票比现在春运买火车票艰难多了。说挤得水泄不通，显得太文绉绉，不够贴切。看售票窗的设计，便能想象买电影票的艰难过程——电影院为防止蛮横的购票动作，防止损坏甚至扯烂售票的窗户，售票窗早已变成一个用水泥沏成的小洞洞，如碉堡的枪眼。这个小洞洞只容得下一个拳头伸进去。

购票的过程大致如下：拳头里攥着钞票，用力气加技巧把手臂伸进洞里，同时嘴巴对着狭窄的洞口高喊着“两张，两张”，示意售票员。售票窗里面，售票员会扳开你的拳头取钱，再把电影票和找零的钱放入你手心，你赶紧攥拢拳头，从洞口拔出手臂，露出胜利的笑容挤出人堆。

至于外面挤成什么样，电影院就不管了。售票窗外面，人群早已挤压成一团，一会儿是前胸贴后背，簇拥着向前顶，一会儿是相互拉扯厮打，强行把洞里别人的手拉出来，换成自己的手。常常看到纽扣扯掉，鞋子踩掉的买票人。

电影票倒也不贵，一角二分一张。一角二分是什么概念？那时候，一个人的工资一个月平均是38元，一斤黄酒是三角三分钱，一斤粳米是一角五分八，一碗阳春面是八分钱，一副大饼油条是六分钱。现在工资3000元，电影票价30元。

那时候，还时兴边看电影边嗑瓜子，三分钱一小纸包，松松垮垮地包成个三角形，电影院里就有叫卖。现在演变成爆玉米了。

一直到七十年代后期，嘉兴的电影院也没有空调。所以，夏天的电影，大多在晚上放映，几扇安全门都打开通风纳凉。一场电影下来，背脊都是湿漉漉的。这时候，一角二分一碗的冰镇八宝汤，再搭六分钱一杯的冰镇酸梅汤，透心凉快，绝对是一种享受。

建国路勤俭路口，有一家门面蛮大的饮食店，就有卖这个的。只是人们也不舍得经常这样消费。

尽管看电影不容易，但我有一次还是浪费了一张电影票，错过了一场电影。几十年过去了，至今仍印象深刻。

那是1969年暑假期间，我上小学三年级。有一天早晨八点钟光景，我在盼着十点半去看电影。放映的是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下夜班的母亲回来告诉我说，我一年级的班主任孙老师病倒了，躺在南湖大戏院对面的家门口，叫我赶快跑过去，看能帮什么忙。

我就急忙跑去。孙老师呻吟着，说是肚子痛，要去医院。

孙老师是个胖得显得臃肿的老太，病相也有些差，几乎是瘫在藤榻上。她走也走不动，我也搬不动。不得已，我就从边上的大饼店里借了辆手推平板车，并让大饼店师傅帮忙，把孙老师抬上平板车，然后我一个人摇摇摆摆拉车，把孙老师拉到天主教堂西侧的第一医院去看病。我帮着孙老师进到女厕所，并完成一系列化验的程序，虽然感觉脏兮兮，但也没有办法，只有硬着头皮送来送去。这来回一折腾，一直忙到中午12点多，错过了看电影，内心懊恼不已。

暑假结束，开学的第一天，在学校的走廊里，大家都在围观贴在墙上的大红纸，是用毛笔书写的表扬信。原来是孙老师表扬我的。于是，学校的各个角落，到处都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

我成了学校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一次又一次被安排上台演讲。稿子是我哥哥帮忙代写的，主要是围绕着是看电影还是送老师看病的问题，产生了思想斗争，忽然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又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要斗私批修，为自己曾经一刹那的私心感到脸红……

其实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想，只想着电影要开场了，电影票要作废了。

如今，电影早已成为一种产业，电影院成了一帮玩电影的人抢我钞票的地方，总觉得很多电影的剧本都脱节了真实的生活，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要么表现的是大院高干子弟的所谓苦难，他们的苦，原本就不是苦。穿着七十年代的服饰，假装上个世纪的纯朴，却是油头粉面的腔调，离我很远；要么是描写富人的矫情，要么是古代的人物，飞来飞去，要么是很想学周星驰的无厘头，却又缺少了点本事。

所以，我也就不怎么向往它了，却突然怀念起小时候看电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