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本书的撰述层次仍然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高等电影艺术学院(IDHEC)所编写的影片解说单或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为《人民与文化》(Peuple et Culture)撰写的(实则相当精彩的)评论文章层面,那将是没有意义的。支持我们尝试将电影分析理论化的首要因素是出现于1965—1970年左右,环绕着大学院校及校际研究环境所产生的一套更深入、更系统化,而且与现代电影理论发源密不可分的分析类型,亦即一般人泛称的“结构主义分析”。结构主义分析只是一个起跑点,有很多层面都顾及不到,不过在今日的电影分析范畴里,当分析者必须使用人文科学的概念及方法时,它依旧扮演着一个神秘的主导性角色。
最后,我们衷心向雷蒙·贝卢尔(Raymond Bellour)致上崇高的敬意,他的专论研究彻底确立了影片分析的重要性,使之成为理论活动整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书的标题灵感来自贝卢尔的著作《影片分析》(Analyse du film)(译注:本书题名“L’Analyse desfilms”,以与analyse缩写之阴性定冠词La及影片复数两个不同点区别于贝卢尔的书名),也是为了传达这份敬意。
在《电影社会学》(Sociologie du ciéma)一书中,史学家皮埃尔·索蓝(Pierre Sorlin)抽取了《对头冤家》(Ossessione,维斯孔蒂,1942)这部片子里有关女性形象、乡村形象及一切之所以建构本片的元素,加以分析。他认为片中的城市是有景框的,乡村则没有:“导演不了解乡村,他们无法感知、察觉什么是乡村,而只能借着一些周边特征或通过传递来捕捉乡村的样貌。社会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正是这个盲点,因为只有它才能让人了解1942年时意大利的制片环境。”
第一类影评具有强烈的选择性,倾向重复而偏执的堆砌做法,并对少数特别偏爱的对象时时加以影射,在《安妮·阿尔》(Annie Hall,1975)和《开罗紫玫瑰》(ThePurple Rose of Cairo,1985)两部片子里,伍迪·艾伦(WoodyAllen)为我们提供了数幅极有趣的电影狂肖像。第二类研究则正好跟《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或《正片》(Positif)等专业电影月刊的路线相符合。评论活动要求相当的观影经验基础自是不消细说,不过,对电影的爱好却可以只就单纯盲目的热爱来满足,这时候求知的欲望便成为享受快乐的阻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