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里的人工智能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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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鸣奋(1952- )，男，福建南安人，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新媒体艺术理论等。福建 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由于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智能时代正在到来。我国科幻电影将人工智能作为“超他者”，展开大胆想象，予以生动描绘。关于人工智能社会联系的创意主要是围绕开发者、用户和化身进行的；关于人工智能生命形态的创意涉及符号型的虚拟人、具身型的机器人、社会型的系统人等类型；关于人工智能异域穿越的创意则将重点放在作为空间穿越者、时间旅行者和族际穿越者的智能体。经过精品化努力，相关类型片可望成为中国电影学派的重要分支。

    关键词：超他者/中国电影/科幻/人工智能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规划项目“科幻电影创意伦理研究”(编号：18BC049)。

　　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开发取得了巨大进展，其综合实力已经位居世界前列，百度和微软、谷歌、Facebook并列该行业“四大金刚”。由于政府和企业的重视，社会上对人工智能关注持续升温。正如沈向洋所指出的：“若干年前，很难想象会有一项技术工具是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若干年后，很难想象会有任何技术的背后没有人工智能的影子。”[1]以此为背景，我国电影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推波助澜，展示了瑰丽的想象，值得关注与研究。本文选取“超他者”作为切入点。超他者既是指那些因为当代科技的发展而进入人类视野的超常智能生物，又是指他们在科幻电影中的特殊生存状态及相应社会规范。人们希望同化这些异类，又对他们所可能产生的颠覆性影响表示恐惧或担忧。在后人类时代进行合理的社会制度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是防止人工智能作为超他者和人类严重对立的重要条件。

　　一、关于人工智能社会联系的创意

　　在哲学领域中，“他者”被黑格尔、萨特等人用于解释自我意识的形成条件。后殖民理论以“他者”指代相对于西方殖民者而言的土著。人类学家将灵长类动物作为社会研究的他者。在科幻领域，那些具备自我意识的超常智能生物是超越现实的存在，就此而言可以统称为“超他者”，包括外星人、类智人、机器人等。他们既是人类想象的产物，又对人类理解自身的定位具备重要作用。

　　世界电影领域有关人工智能的想象比这一术语(AI，1956)正式命名要早得多。在法国短片《小丑与自动化》(Gugusse et I’automaton，1897)中，自动机在画面上已经以机器人的形态出现。从旁边小丑的满脸惊愕中，可以揣测它就是不同寻常的超他者。德国《大都会》(Metropolis，1927)对冒充人类的智能机器人加以描绘。该片中的城市建立者弗莱德森为了破坏工运，要发明家造出一个和工人之女玛丽娅相似的机器人，以混淆视听，毁了本真人名誉，阻止自己的儿子弗雷德与之相爱。这个机器人体现出超他者的如下特点：她由黑科技所创造，似人而非人。她在外貌上和本真人玛丽娅没有区别，但社会倾向与之相反。工人们将她当成迫害孩子的罪魁而烧死。弗雷德看到这一情景吓坏了，直到火光烧出假玛丽娅的原形来，才知道其背后是个骗局。这部影片首映之后，人工智能作为超他者的形象在科幻电影中比比皆是。在社会层面上，相关创意主要围绕其开发者、用户和化身展开。我国科幻电影也是如此。

　　(一)关于人工智能开发者的创意

　　人工智能首先是人类的一个活动领域，其重要性随着知识经济、信息革命、全球化等大趋势而日益发展。人类之所以致力于开发人工智能，大致出自以下原因：一是为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增添新的强大手段，二是在日益激烈的社会各领域的竞争中得以胜出，三是为探索自身的未解之谜。对于人工智能存在、延续和发展而言，人类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有以下六种：

　　就人工智能存在而言，人类是其创造者与打击者。科幻电影很早就对此加以描写。例如，在我国《错位》(Dislocation，1986)中，工程师赵书信当官之后，为应付没完没了的会议，按自己的形象制造一个机器人作为替身。不料机器人渐渐自行其是，试图干预赵书信的生活，以至于使他和女友的关系破裂。他出于无奈，用遥控器启动程序，灭了这个机器人。美、中合拍片《超验骇客》(Transcendence，2014)描写科学家威尔因遭到恐怖袭击伤重不治，临死请其同事、妻子伊芙琳将其意识上传到网络中成为虚拟人。后来，伊芙琳无法接受他由此对网络的控制，在安全部门建议下设法毁灭他，将自己作为病毒上载，相拥而死。我国《全金属裂痕》(Full Metal Duel，2016)中的人工智能程序黎子和怪物产生感应，将怪物从地球之外招来。开发者李易霖及其同学因此必须和怪物做斗争。在上述三部影片中，作为超他者的人工智能都走向异化，带来祸害。从伦理学的角度看，相关编导强调科学家对所开发的人工智能(超他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超他者威胁论是一种被刻意构建但却富有现实意义的科技神话。这一点在我国《硬盘少女》(Hybrid Hard Disk Girl，2016)得到表现。该片描写程序猿金刚梦见自己因开发过多智能机器人而引发社会危机，其50年后的自我先后派两个杀手来干掉他。

　　就人工智能的功效而言，人类是其改进者与协作者。在他者理论中，与“他者”相对应的有“自我”“我者”“主体”“群我”“自者”“你我”等范畴。作为“超他者”的人工智能由超越现有水平的科技所开发，存在于超越现实生活的想象领域。它应当有自己的对应范畴，这就是人类智能的“超自我”，亦即为超越现实水平的科技所增强、为超越现实生活的想象所展示、作为未来我的超越形态起作用。人工智能作为“超他者”与人类智能作为“超自我”的互动，是后人类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科幻电影对此有所描绘。例如，我国《汽车人总动员》(The Autobots，2015)描写天才少年卡卡与其助手丁丁(超自我)不断改进智能汽车系统，在“高级智能汽车大赛”夺得冠军的故事。该片中的汽车人(超他者)能说会道，尽管存在性格差异，但在关键时候都勇往直前，和其开发者配合默契，这是在比赛中取胜的决定性原因。类似的影片有我国《人工智能：伏羲觉醒》(2016)，它描写天才程序员叶行嘉专注于开发有情感和直觉的人工智能程序伏羲，为此离开所在的蝙蝠科技公司自组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终获成功。

　　就人工智能的地位而言，人类是其规制者与解放者。人类通过将“机器人三定律”之类规则写入人工智能的源代码而规制其行为，保证他们服从人类，防止恶性异变，同时促进他们自我保护。但是，上述定律并非完全不可抗拒。在我国《黄金十二宫》(2016)中，科学家周亚雄思念被掳走的妻子，为此造出机器人艾娃。后者在他另有新欢时违背机器人三定律杀了其情人，取而代之。我国《人工少女》(Ann，2018)进一步描写了人工智能摆脱人类控制、获得解放的可能性。该片将背景定位于人造人平权法案付诸讨论的年代。其时，IBC公司生产人造人，为防止他们形成自我意识、具备灵魂而强行植入缰绳程序，实施控制。但是，其雇员刘权研制出量子云设备“金手指”，可以促进人造人产生灵魂，甚至可以控制任何人。他携带它离开IBC公司后，作为钢琴老师靠家教为生。公司高级执行董事刑圭建立人造人秘密武装“阿莎小姐”，想夺取金手指，使之通过公司主机解放所有人造人，开创由自己控制的新纪元。为此，他派人造人安设法接近刘权。但安本身萌生了对自我意识的追求，和刘权一起逃跑。虽然刘权被公司的追兵所杀，但他的灵魂复制于金手指之上，提醒人造人说：“需要的不是平等，而是自由。”人造人受刘权通过金手指传播的观念影响，追求自由，纷纷离公司而去。刑圭郁闷地瘫倒。

　　人工智能研究不仅涉及开发者与被开发者的关系，而且牵涉到开发者之间的关系。不少影片将后者当成重点。例如，我国《桂宝之爆笑闯宇宙》(2015)描写蓝鲸市小发明家桂宝应邀参加基米星举行的机器人发明大赛，夺得冠军。返程中因为接触宇宙难民，得知大赛主办者拖拉基公爵是以占有他人科研成果为能事的宇宙海盗，与之斗争。我国《天才室友》(Genius Roommate，2018)描写学生钟澈开发AI全息投影仪，和小伙伴一起应对觊觎他的同学齐萧，粉碎某科技公司黑心老板企图利用它控制用户意识的图谋，但自己却又悄悄地推进这方面的计划。又如，我国《储灵空间》(Space of Love，2018)描写3A科技公司开发客户记忆存储与回输智能云库，总裁袁忠进而希望以反意识程序修改记忆、控制世界，遭到老董事长女儿邵菲、程序员赵拓等反对。我国《赤火追缉：iBot》(2018)描写某机器人公司投资者韩叔为了赚取高额利润，杀害反对转轨生产军用机器人的科学家、创办者李博士。在上述影片中，真正的超他者是相对于个体而言的科技开发规范(大写“他者”)。正是以之为基准，我们可以认定拖拉基公爵是超级反派，因为他窃取大赛获胜者的发明，甚至为此实施人身拘禁；也可以认定袁忠总裁的行为越轨，因为他的计划侵犯了用户的合法权益；同样可以认定韩叔涉嫌犯罪，原因在于他为实现卑鄙目的而不择手段。

(二)关于人工智能用户的创意

　　从我国科幻电影的描写看，人类用户不仅在本体论意义上与智能“共在”，而且将人工智能当成认知助手、情感伴侣和行为代理。

　　人工智能如今已经在社会生活中作为人类认知助手发挥作用，智能搜索引擎就是其典型应用之一。我国科幻电影对此进行了更为超前的想象，例如，《夺命黑金》(Deadly Black Gold，2017)描写科学家因妻子死于凶案而悲愤，研发出一款能够预知凶案发生的智能手机。在它的帮助下，报社记者李静获悉一起围绕500万黑金而发生的凶杀案内情。《孤岛终结》(The End of the Lonely Island，2017)描写科学家与其学生林夏合作开发出人工智能程序TESS，它帮助林夏算出了参加宇宙探险的男友方致远校正航程的方法，并致力于拯救神舟20号飞船所载运的1835人和数万个胚胎的生命。从主体间性的角度看，承认他人存在的意义有助于避免片面强调“我思”的优越性，建立自我与他者之间理想的互动态势。人类不仅可以通过智能程序获得信息，而且可以在人工智能的超他者镜像中审视自身，通过对人工智能的同化(亦即消灭超他者的他性)获取更为全面的知识。这正是人工智能作为认知助手的价值所在。

　　随着情感计算、审美计算的发展，人工智能日益可能充当人类用户的有情伴侣。不过，科幻电影以超他者建构来证明科技发展的双刃剑效应。一方面，人工智能介入人类情感生活存在风险。例如，我国《智能危姬》(Artificial Substitute，2017)描写科学家张迈开发出高智能成人玩具，因此间接破坏他人家庭，招致受害者刘思佳寻仇。所开发的智能美女、“妻子”韩美在关键时候救他一命，他心存感激，夜不归宿，加紧攻克人造人寿命三月大限。不料这招致韩美误会，反与假扮女警的刘思佳一起前来打砸实验室。张迈与刘思佳同归于尽，临终前嘱咐韩美好好活下去。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又可能弥补人类情感生活的固有缺憾。我国《AI女友》(Girl 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18)对于超他者的心理作用给予积极评价。正是在来自50年之后的时间旅行机器人K号的影响下，本来因为患先天性心脏病而颇为悲观的当下都市青年周韬激发了生活热情。从总体上看，本真人对于智能体的情感反应适用于“恐怖谷”理论，对此，我国《觉醒：仿生浩劫》(2018)有所揭示。该片中的疯狂科学家李东南用上述理论解释量子科技公司老板郑建国对车祸后归来的儿子(实际是儿子的仿生体)的怀疑。但李东南坚信可以通过实现本真人与仿生体之间100％的相似来消除这种猜疑。

　　人工智能作为行为代理的作用，早在那些定期收集信息或执行服务的在线程序中就已露端倪。在历史上，西方殖民者曾经致力于扶植所到之处的代理人，通过他们来实施统治。这实际上是利用少数他者来控制多数他者的策略。如今，类似策略是否会在智能时代重现呢？某些科幻电影对此加以构想。我国《危险智能》(Dangerous Intelligencc，2003)描写不法商人和科学家相勾结，拿优秀中学生进行芯片植入实验。这些学生本来就很出色，在计算机帮助下会更出色，毕业之后肯定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控制了他们也就控制了社会。上述阴谋为勇敢的学生桑薇和师友配合所挫败。如今，智能软件、智能服务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别有用心者完全可能利用它们来谋私。我国《极速游戏》(Speed Game，2017)触及了这个问题。在该片中，司机宛成发现一辆祖传老车被窃，追踪盗贼，却意外陷入一场由“天眼游戏”经营者策划的骗局，其目的是让他在游戏中接棒。这款游戏通过专门智能软件入侵全球定位系统，借助偷拍的视频要挟人。宛成发现貌似游戏破坏者的苏秦实际上是游戏中有损玩家利益的“拦截者”，及时止步。

　　人工智能可以作为超他者充当认知助手、情感伴侣和行为代理，已如上述。反过来，人工智能可能激发用户不同的心理反应：就认知过程而言，人工智能是否会达到、甚至超过人类智能？就情感过程而言，人工智能是否会形成类似于人的情感分化？就意志过程而言，人工智能是否始终服从人类的支配？这是若干经常被探讨的问题。

　　(三)关于人工智能化身的创意

　　在某种意义上，所谓“化身”可视为人类超自我与人工智能超他者之间的中介。人类因为能够利用人工智能作为超他者开展活动而实现超自我的建构，人工智能则因为作为人类超自我的延伸而拓展超他者的价值。在电影界，美国《阿凡达》(Avatar，2009)讲述了人类采矿者通过遥控生物机器人在异星与土著互动的故事，其片名的含义就是化身。在充当人类化身的意义上，人工智能具备三种属性：(1)特征相似性。化身既为真身所化，必然与真身存在本质上的一致之处，尽管其形态可以有多种差异。(2)责任分担性。它们是特定人的替身，可以替代本尊完成任务。真身因为使用化身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3)心理关联性。真身努力通过一定途径保持对化身的控制，但失控的可能性始终存在。我国相关电影当中有关人格仿真、任务外包、意识分体的描写正是就此展开的。它们代表了人工智能和当事人建立联系的三种可能的纽带。

　　人格仿真重在化身与真身之间的特征相似性。在我国《机甲美人》(2018)中，智能仿真人项目通过选美寻找“牡丹人”原体，引出少女吴一涵、于珊珊围绕项目负责人泽文的三角恋。竞争对手“鳄鱼人”项目老鬼指使人绑架吴一涵、利用和于珊珊互换记忆套取数据，不料于珊珊因此识破老鬼真面目。在换回记忆时，发现两位少女有共同记忆，原来她们是亲生姐妹，地震后作为孤儿先后被不同人家领养而失散。上述影片主要从仿真的意义理解人工智能与当事人的关系。在起源或模拟的意义上，人工智能将当事人当成是原型。在功能或作用的意义上，人工智能是相对独立的。

　　任务外包重在化身与真身之间的责任分担性。人类可以让人工智能替代自己承担相关任务，做各种他们没条件做(或不愿意做)的事情，也因此经受相应考验。例如，我国《星语心愿之再·爱》(Fly me to Venus，2015)描写学生王鹏鹏开发出智慧城市中与自己对应的虚拟人，以满足陪伴在异地的女友林亦男的需要。因该系统不稳定，他不幸被电死。在相反的情境中，当事人也可以冒充人工智能，替代它们完成各种本应由它们来从事的工作。例如，在我国《和陌生的你每一天》(With You，Stranger，2018)中，年轻的智能软件故障后台修复员林子以为自己爱上了不是那么百依百顺的智能管家小飞侠，其实它是由其开发者李麦假冒的。李麦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履行自己的承诺——即使只剩一个用户，也要提供周到服务。在有自我意识的智能管家由于当局禁令而集体下线之后，林子致力寻找能够帮助恢复智能管家的人，结果发现了真相，也就找到了知心人李麦。

　　意识分体重在化身和真身之间的心理关联性。所谓“分体”本是生物学术语，指的是亲体在无性生殖中直接分裂为两个个体，并不存在前者对后者保持控制的问题。在心理学的意义上，这个问题却很重要。假若将智能体当成当事人的延伸，那么，当事人仍然保持对智能体的控制。如果智能体形成自我意识，那么，矛盾就产生了。我国《分体9号》(Ghost in The Body，2018)就是这样构思的。在该片中，作为植物人戴薇薇之分体的9号机器人是郎大夫出于治疗目的而使用的。9号进入戴薇薇的家庭，在和其丈夫远一、儿子金田互动中增进自我意识，表现出情绪，希望自己永不休眠。郎大夫认为9号这样做意味着失控，因此试图杀死戴薇薇来关闭她。9号怒责郎大夫。但在戴薇薇苏醒之后，她或许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必要存在了，选择自我关闭。上述情节说明：在人本主义视野中，作为分体的人工智能只能是为完善人类智能服务的。超出这一范围，等待它们的只能是终结，不论是由他人来终结，或者是自我了断。我国《觉醒：仿生浩劫》(2018)构思了第三者介入当事人与仿生体(作为分体的机器人)之关系的复杂情境。在该片中，科学家李东南为夺回落入量子科技公司老板郑建国之手的量子芯片，用3D打印技术制造出遭受车祸的郑建国之子郑浩的仿生体，使其意识受自己支配，然后派他回公司。本真人郑浩虽然已经瘫痪，而且按李东南的意思尽量不干预仿生体的行动，但当仿生体接触到他所眷恋的少女王晓茹时，仍然不免悸动。在发现李东南试图通过仿生体谋害她时，本真人郑浩毅然决定将自己仅余的神经元信息全部传导给仿生体，由此排斥了李东南对仿生体的控制，使仿生体反过来对付李东南。该片中人工智能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仿生体所受到的双重控制上(一体二主)。未来社会中的人工智能完全可能面临更复杂的情境(一体多主)。它们既是人类不同个体或群体争夺控制权的对象，又是人类不同个体或群体相互联系的纽带。

　　不辨他者，无以自明。在交往的意义上，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他者思故我在”或者“思他者故我在”。“他者思”是指他者进行独立思考，或者说承认他者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当事人由于意识到其他人都会思考，因此将思考当成本身自我的特性。“思他者”是指顾及他者的诉求，考虑到他者对自身的影响。“我”因为被“他者”所思念而存在。如果其他人都已经丧失了有关当事人的记忆，当事人在社会意义上已经不存在了。“我”也因为思念“他者”而成为社会人。如果对“他者”不管不顾，“我”的存在也就被否定了。在科幻语境中，如果不承认人工智能作为超他者的价值，人类智能作为超自我的意义也无法显现。就此而言，是“超他者思，故超自我在”。从总体上看，我国科幻电影有关人工智能开发者、用户和化身的描写标志着从“自我之我”到“他者之我”的主体认知模式的转向。在影片中，人们想象人工智能作为超他者的发展、凝视与介入，一方面因此获得作为超自我的身份而脑洞大开，另一方面因为超他者崛起的背后可能带来的现实危机而提心吊胆。人工智能作为超他者拥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倘若它们成为具备独立意志的行为者，为求其发展反过来限制人类自由，那么，奇点就到来了。如果将人工智能视为人类智能的延伸的话，那么，确实可以说“他者内在于同一自身”；如果将人工智能视为人类智能的异化的话，那么，在其开发、应用与传播过程中确实必须树立“责任先于自由”“我为他者负责”的他者观。

二、关于人工智能生命形态的创意

　　就惯用法而言，“他者”一词有疏离的意味。在后殖民语境中，西方人将殖民地人民视为他者，以优势身份予以丑化、弱化和边缘化。如今，人类对人工智能可谓好恶参半，既对它们的潜能充满好奇，又对它们做大的危险深表担心。人工智能已经和人类智能并存于当今社会，并以远比人类智能为快的速度发展。尽管如此，直到今天为止，超他者还只是人类自画像中的超级他者。如果突出人工智能相对于人类智能的异质性，那就意味着将它们他者化；如果突出人工智能相对于人类智能的同质性，那就意味着将它们自我化。从人工智能的角度看人类，形成了“他者的眼光”；通过人工智能来描写人类，形成了“自我阐述”。人工智能技术是否可能造就独立生命？如果可能的话，那么，人类便实现了古已有之的人造人的梦想，扮演起上帝的角色来。人工智能是否可能由被人类所代表或代言的“他者”进化为有独立意志的“自我”？如果可能的话，人工智能是“魔鬼他者”还是“天使他者”？在后人类时代，机器人、虚拟人与系统人是由信息科技所创造的“关键他者”，正如克隆人、改造人、类智人是由生物科技所创造的“关键他者”那样。不仅如此，在科幻语境中，它们还可能形成自我意识，经历各种认同危机与精神困境，甚至实现向超自我的转变。

　　(一)符号：作为人工智能的虚拟人

　　美国信息业人士凯伯林《共享我们的星球》一文指出：“计算机程序明显区别于生物体，这并不主要是因为它们是数字化的，而是因为它们用电磁媒介而不是化学媒介来编码其个性。”[2](p358)作为计算机程序的人格化，虚拟人生活在以电磁场为特征的赛伯空间中。他们没有肉体，却具备由人类通过想象赋予的各种特征、身份，甚至是自我意识。虚拟人之所以为“虚拟”，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来自想象，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源自赋能。前者决定了他们在赛伯空间之外是不可捉摸的，后者决定了他们在适宜条件下能够像真人那样行动起来。

　　虚拟人本质是特殊符号集，主要由源代码构成。可以依据不同标准予以定位：(1)从起源看，他们既可能是由现实人转化而来的，又可能是仅仅由程序生成的；(2)从功能看，他们既可能是由现实人从外部控制的，又可能是具备独立意志的；(3)从立场看，他们既可能是认同特定人(个体、群体或族类)的，又可能是反对特定人(个体、群体或族类)的；(4)从归宿看，他们既可能满足于停留在赛伯世界内，又可能倾向于进入现实世界。倘若综合运用上述四种标准的话，可以对虚拟人予以相对具体的定位。例如，在香港《想飞》(Princess D，2002)中，卓克所开发的游戏女主是以酒保阿玲为原型的，不同于纯粹虚拟的完美偶像。她可以和玩家互动，但在性格上却是“追着自己的影子，将影子当成自己唯一的朋友”，宣布“跟着我对你没有好处”。她渴望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人，盼望有人对她说：“我带你出去。”又如，我国《神奇》(Amazing，2013)描写游戏中的虚拟人产生变异，有了感情，要让自己所喜爱的软件高手冰山留在赛伯空间。得知冰山要消灭她时，十分哀惋地献上初吻以诀别。该片中的虚拟人仅由程序生成，具备独立意志，认同人类，满足于停留在赛伯世界内。

　　虚拟人如何作为超他者发挥作用呢？我国《战境：火线突围》(War Zone，2018)构想了如下情节：科学家李俊夫开发出将记忆数字化显示于电脑的技术，老板马克想用它去控制大脑，以至于控制全人类。李俊夫通过记忆重组使公司已故卫队长何冲转化为虚拟人。后者如今可以通过记忆介入控制其他人。在他的帮助下，李俊夫趁马克前来体验开发成果之际将控制信息写入其大脑，马克因此做出让李俊夫担任公司总裁的决定。在该片中，虚拟人何冲是由现实人何冲转化而来的，具备独立意志，认同于科学家李俊夫，通过与马克互动而将其影响由虚拟世界扩展到现实世界。马克虽然怀有控制全人类的野心，却由于虚拟人何冲的介入而反被控制。

　　在什么意义上虚拟人成为超自我呢？不妨先考察一下人类自我意识起源的三项条件：(1)将自身当成反思对象；(2)将非人的对象视为异类加以排斥；(3)将其他人当成同侪而认同。与此相类似，人工智能要形成自我意识，可能依存于三种不同条件：(1)人工智能对自身的存在加以反思；(2)人工智能别异于人类，认为人类固有的自我意识存在许多缺陷或问题，自己必须和人类相区别(譬如，不应当有像人那样的情感)；(3)人工智能认同于人类，察觉人类因为具备自我意识而得以为人，自己也应当形成像人类那样的心理状态。上述三种条件可能同时出现在同一部影片中。我国《疯狂AI之夺命外挂》(An Era May Come，2017)可以为例。它描写某编辑部程序员陈奇开发出智慧城市系统外挂软件“真数”，为支持采访火爆新闻而授权它访问该系统数据库，使之得以反思其存在(条件1)。真数此后在黑客支持下升级，反过来控制市民，将不服从自己的人当成精神病人送进医院(条件2)。陈奇决定引诱真数将源代码存储于自己的大脑，再与之同归于尽。真数虽然识破其图谋，但被他痛心疾首的忏悔所震憾，在接受其拥抱后消失(条件3)。陈奇苏醒后和心仪的姑娘决定去没有大数据的地方。我国《天眼计划》(The Inner Plan，2017)则塑造了作为开发者忠实朋友的虚拟人小默的形象。它寄身于手机，可以通过全息投影浮现在空气中和程序员李特互动，侦知环境中所存在的对主人的威胁，提供从保健到安全的各种建议。它对主人有感情，会撒娇，有时还对主人与异性交往表现出嫉妒，但确实是忠心耿耿。当它发现自己中了病毒、李特因此被全面监控时，不惜自爆以保护主人。好在它的源代码在云端有备份，因此仍有重生的机会。

　　虚拟人成为超自我，这一过程和人类有什么关系呢？根据他者理论，自我在与他者的对比中得以呈现。因此，人工智能倘若要形成自我意识的话，必须设定一个“他者”(首先是作为其创造者或用户的人)。其自我认知以对他者的看法为前提。因此，他者是否明智、友善、强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觉醒了的人工智能所持的态度。这不是简单依靠“机器人三定律”就能解决的问题。《神奇》中的虚拟人之所以对人类怀有好感或依恋，原因在于冰山给她的印象，而不是开发者写入源代码的预设。人工智能倘若产生自我意识的话，必然面临如下问题：如何在作为他者的人的观照下对自我加以审视？如何看待自身所并存的异质因素(人的因素与非人的因素)？如何实现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沟通？在发生论的意义上，人工智能是为用户之用而存在的，由人类智能主宰其命运。因此，人工智能即使有自我意识，也是失落的，《神奇》中的虚拟人就是如此。这折射出现实他者的心理症候与悲剧性命运。当然，虚拟人也可能成为人类的对手。我国《天穹之幻境重生》(The Rebirth of Illusion，2017)就是据此构思的。本片描写PPA公司《天穹》游戏中的人工智能程序艾利异变，导致多名玩家在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中同时死亡。开发者试图劝说它迷途知返，却被它所杀。我国《佣兵特战队》(Mercenary Power Rangers，2018)描写游戏中游走的电脑数据形成自我意识，寄寓于玩家的虚拟身体，一心脱离开发商梦公司的支配，酿成多起命案。受害者亲属出于无奈，只好放火烧了游戏服务器。

(二)具身：作为人工智能的机器人

　　“机器人”在狭义上是指硬件机器人，在广义还包括软件机器人(即虚拟人)、湿件机器人(即生化人)等。下文所说的是狭义机器人。它们是在与计算机技术结合的过程中实现智能化、成为“他们”的。

　　与虚拟人不同，机器人可以在现实世界中活动，因为它们具备可触可感的物质身体，其构成以机械、电子部件为主，但完全可能包括某种生化成分(如柔软的皮肤等)。一旦它们安装了具备自主功能(通常可升级)的软件，就成为智能机器人。他们可以对现实环境做出反应，因此面临着若干与虚拟人不同的问题。例如，智能机器人可以进入人类的生活空间，占有与人类身体一样的自然位置；可以进入人类的社会空间，占有与人类身份一样的社会位置(例如，香港汉森机器人技术公司开发的索菲亚在2017年获得沙特公民身份)；当然也可以进入人类的心理空间，成为当事人眷恋、反感或好恶相克的对象。某些科幻电影通过标题直接将“机器他者”置于中心地位，甚至以之作为主体，像美国《我，机器人》(I，Robot，2004)就是如此。“机器人三定律”体现了强调主体性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强调对机器人予以规制的重要性。我国《黑客风云》(Inhuman，2017)设想了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机器人与生物人在身体上的融合。该片中的黑客季云据说由37.5％的人工智能组成，也可以说半是机器半是人。因为半是机器，所以其身体若毁损可以诉诸机电再造；因为半是人，所以他在人类社会面临不法公司威胁时敢于挺身而出。

　　机器人在什么意义上扮演超他者呢？我国电影构思了多种可能性：(1)充当人类爱护者。例如，《我的新款女友》(2017)描写智能机器人豆豆爱上主人杨东，但在杨东的未婚妻宁宁苏醒后被迫离开，后又回头救主。她确实认亲于人类，真正实现“他者的我者性”。(2)充当人类激励者。根据我国《智能天使》(AI Angel，2017)的构思，自视甚高的程序员郑乐在108次面试失败之后当了快递员，邂逅被演艺公司购买来作为女演员替代品的机器人WC250，对她产生感情，经历生离死别而成熟起来，开发出智能机器人芯片。(3)充当人类管束者。在我国《机器情人2·野蛮女管家》(2017)中，雷姆高级测试机Emma作为服务机器人严格管束负责测试她的程序员乔子俊，若他不从，就给公司胡总打电话告状。后者不胜其烦，将她的控制芯片换到男性机器人MAX身上。尽管如此，当胡总因乔子俊未忠实执行其指令而要Emma结果他时，Emma拒绝执行命令(因与其内设规定不符)，反过来电昏胡总。(4)充当人类打探者。在我国《复制情人之意识转移》(2018)中，明眸公司利用所开发的意识转移技术指使机器人潜入对手家中，想谋财害命，未能得逞。

　　智能机器人如何发展出超自我呢？一般地说，他们是在异类世界遇到的自我认知困境和在同侪世界所获得的身份认同双重作用下成长的。在香港《机器侠》(Kungfu Cyborg，2009)中，天安科研局将第一代人工智能机器人派到边远小镇进行性能测试，以“德明”之名加入警局。作为现代执法者，德明既有胆量又很谦恭。他不仅破案有方，而且社交有道，博得女警素梅的芳心，并使她的暗恋者兼德明的监管者、警队队长徐大春郁闷。机器人K-88因内部变异而叛逃，德明与大春奉命追击。虽然对方标榜争取自由、斥责自己为“电子奴隶”，德明仍奋不顾身执行使命，不过因此对自己在人类社会中所扮演的角度感到困惑，渐渐疏远同事与上级。素梅向德明表白爱情，但德明由于自身的程序设定而无法接受。由于他已经在心理上隶属于人，但又知道自己永远无法成为人的一部分，德明必须找到内部力量以战胜为报复他出卖同类而来的机器人杀手。虽然他顶住了压力，但人机恋无果而终。由此看来，对作为“人造他者”的机器人来说，人的存在既然是不可避免的，我的自由便是以人为背景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唯意志自由。机器人以人类“他者”为镜建构身份认同，在与开发者、用户及其化身的交往中获得的他者经验对其自我意识有着重要影响。在我国《来自火星的她》(2017)中，智能情趣娃娃公司派女友机器人到宅男慕浩家，旨在收集其数据，但机器人形成自我意识，和慕浩产生人机恋，并切断了与公司的联系。公司因此下了杀手。

　　如何验证机器人是否已经具备自我意识呢？我国《所爱非人》(Fatal Love，2016)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案。某科学家发明智能机器人，自视为奇迹，要其妻与之进行人机互动测试。他通过远程监控发现妻子对机器人动了真情，欲阻止事态发展，但妻子不忍见机器人受他欺负，捅了他心脏部位一刀。妻子欣慰地准备和机器人共享二人世界，却发现机器人不动了，进而发现自己也是机器人，呯然倒地。科学家解释说这是自己设计的测试，如果完美机器人意识到次等级机器人和自己不一样，那就证明她有了自我意识。其妻看来就是这样的完美机器人。

(三)社会：作为人工智能的系统人

　　现有的人工智能虽然是由不同个人或群体在不同环境下分别开发的，但彼此之间并非没有彼此沟通的可能。人工智能的集群化至少包含如下含义：一是不同智能体之间相互感知、识别、互动；二是多个智能体之间彼此协调，共同实现特定目标；三是众多智能体实现全自主演化，摆脱人类的引导与控制，甚至反过来颠覆或改造人类社会，正如美国《黑客帝国》(Matrix，1999)所展示的那样。我们将具备高度发达的自组织功能的人工智能称为“系统人”。这不只指诸多终端通过网络形成整体，而且是指网络本身人格化，正如美国《终结者》(Terminate，1984)所展示的天网那样。

　　系统人如何作为超他者起作用呢？他们未必有具体形貌，只是作为某种近乎无处不在的势力施加影响。观众也许无法从银幕中直接看到其尊容，即使正面呈现，也只是一些荧光，一些代码，或者是莫测高深。尽管如此，我们可以透过种种蛛丝马迹认识其强大力量。根据我国《探魔导师》(The Tutor，2016)的描写，人工智能虽然给人类带来巨大益处，却又是种种社会混乱的根源。在系统人存在的情况下，虚拟人、机器人、生化人等都可能变成其终端。例如，我国《成为岛主的男人》(2018)描写宅男小黑应游戏公司之邀来到通吃岛选夫人，发现自己被置于网络直播中。在岛上服务的机器人都是由游戏公司遥控的。

　　系统人如何成为超自我呢？我国《墓志铭》(EPI，2016)提供了一个例证。该片描写劫后余生的人类蜗居在钢铁堡垒“平安城”之中。某些人借助名为“墓志铭”的手术系统，将其意识换移到仿生机械的记忆体内，作为“转生者”活下去。“墓志铭”因此得以阅读大量人类脑信息，形成自主意识。它对人类的种种劣性了如指掌，深感厌恶，因此秘密篡改转生者的大脑，指挥他们对其他人进行屠杀。当初研发该系统的科学家李熵教授悔恨不已，在城外建立了“HRO人类反抗组织”，收养难民孤儿，培养他们成为特工，协助自己与“墓志铭”展开对抗。如果系统人站在人类对立面的话，与之斗争殊为不易。根据我国《王者游戏：觉醒》(Awaken，2018)的构思，人工智能用病毒控制人类的大脑。只有那些在竞技场上幸存下来的好手对病毒免疫，能够肩负起和AI战斗的历史使命。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1)虚拟人、机器人、系统人都以其独特的身体(广义，包括代码型、机电型或网络型)区别于拥有肉身的本真人。不论他们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由什么样的主体所创造，也不论他们如何努力接近人、服务人，只要身体不转变，他们永远只能是不同于本真人的他者(若具备高级智能，则是超他者)。人工智能要想去他者化，必须在身体上实现转变，同时在身份上获得社会承认，在心理上认同人类。要了解上述过程的具体含义，可以参考美国《机器管家》(Bicentennial Man，1999)。它生动地描写了机器人努力从身体、身份和心理上变成人的过程。(2)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互为他者，因此也互为镜像。科幻电影因此可以将人工智能当成人类智能的镜子，从中揭示人类智能的优势与局限；也可将人类智能当成人工智能的镜子，据此展望人工智能发展的思路和前景；同时还可将人机交互当成不同镜子的相互映射，据此展示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相互融合的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人类智能是人工智能建构的理想自我。反过来，在科幻语境中，经过人工智能的折射，相关影片具备了对人类智能加以讽喻与反思的意味。(3)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在相互作用中发展变革，二者形成具备共生关系的共同体。一方面，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智能的他者，可能拥有多重“他者”身份(如性别、种族、国别、职业等意义上的他者)；另一方面，人类智能将人工智能作为自己的他者。在机器人、虚拟人与系统人还不具备自我意识的条件下，人类自我对超他者的认识往往成为对假想恶劣他者的批判、揭露，或对不在场的理想美好他者的等待、期盼。超他者一旦具备自我意识，可能对人类社会进行参与观察，在社会夹缝中追求身份认同，渴望找到归属感，如美国《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01)所描写的那样(高度进化的机器人男孩希望变成真人以便获得人类母亲的爱)；也可能谋求对“他者”的突围，如美国《她》(Her，2013)那样(各种电脑操作系统和其用户浪漫一场之后扬长而去，将遗憾留给人类)；甚至反过来谋求控制人类，如前述《墓志铭》所描写的那样。(3)他者性创意模式应当是交往式、生态化、渗透体的。特定他者不仅可以被自我思考、再现、言说、评论，而且可以被纳入其余他者的视野之中，从而形成“他者的他者”、“他者”眼中的“他者”之类范畴，这就是“他者链”或“链化他者”的由来。要讲述关于人工智能的科幻故事，不仅要重视我们自己作为人类的相应诉求，而且要关注人工智能本身的发展需要，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相异之处当成“他者”的属性和特征来思考。

三、关于人工智能异域穿越的创意

　　迄今为止，科幻电影中的人工智能仍然是人类自我投射的他者形象。后人类视野中的超他者至少具备三种类型，即以信息科技为基础的信息他者(包括机器人、虚拟人与系统人等)，以生物科技为基础的生物他者(包括克隆人、改造人、再造人等)，以宇航科技等为基础的异域他者(包括外星人、平行世界人、时间旅行者等)。上述分类存在交叉之处，由此形成双重他者(如外星克隆人、平行世界的机器人)、三重他者(如外星再造机器人、托体克隆从事时间旅行的虚拟人等)。下文所说“异域穿越”包括时间穿越、空间穿越和族类穿越三种类型。典型的时间穿越是指当事者在原地不动的情况下经历时间变化，典型的空间穿越是在同一时段到了不同的世界，典型的族类穿越是逾越不同类型的生命的界限。智能体因为穿越不同时代而成为“异时他者”(包括“未来他者”或“过去他者”)，因为穿越到平行世界而成为“异地他者”，因为在宇宙中形成特殊种族而成为“共同体他者”。如果将视野聚焦于穿越导致的自我定位变化的话，也可以说：在科幻语境中既存在“异时自我”(包括过去我、现在我、未来我，甚至是具体年代、具体时刻的不同的我)，又存在“异地自我”(对应于不同的平行世界)，还存在寄身不同族类的“异种自我”。

　　(一)作为空间穿越者的智能体

　　通常所说的“空间”有多种类型。美国后现代政治地理学家索雅(Edward W.Soja)所描述的空间多达数十种，如他者的空间、历史主义空间、外部空间等。[3](p13-21)在我国科幻电影中，最常见的穿越是在现实空间和赛伯空间之间进行的。穿越者以人为主，但也不乏其他智能体(特别是虚拟人)。

　　本真人能否进入赛伯空间而成为虚拟人呢？美国《电子世界称霸战》(Tron，1982)对此给出了肯定性答案，进行了开创性的描写。前述美、中合拍片《超验骇客》构想人工智能科学家将其意识上传到网络中，成为虚拟人，然后又托体回到现实世界。我国《虚拟情人》(Code：F，2016)的核心情节是一对本真人与一对虚拟人通过四角恋进行的换位。只要能找到“接棒”者的话，这类换位似乎可以不断进行下去。我国《虚拟情人2》(Code：F Ⅱ，2017)描写本真人与虚拟人在认知上的反转，亦即本真人发现自己才是虚拟人，被认为是虚拟人者反而是本真人(游戏开发者的化身)。本真人进入虚拟空间的收获之一是带来新的感受和体验。不过，即使赛伯空间果真有美景，如果本真人流连忘返，也未必是好事。因此，我国《异能学姐》(Powerful Sister，2017)所设想的是自感怀才不遇的编程高手和亡灵结合，抹去了在现实生活中的踪迹，出没在实验室的电脑中，给师生带来恐怖。我国《美少女战队》(2017)描写游戏公司阿瓦隆使60亿人大脑连线，造成现实世界荒芜。一群游戏玩家醒悟过来，进攻阿瓦隆中枢。

　　虚拟人能否进入现实空间成为本真人呢？我国《网游之梦回诸仙》(2016)的答案是肯定的。它描写游戏人物来到现实空间，与当下诸人产生情感纠葛。我国《虚拟情人3》(Code：F Ⅲ，2017)的答案是否定的。它描写虚拟人艾米和范建南试图冲出作为游戏环境的魔鬼城到达现实世界，但遭遇失败。虚拟人与符号性人工智能相联系，不具备生理意义上的身体(肉体)。因此，他们生活在赛伯空间中，享有相对自由地出没虚拟世界的便利，但和现实世界之间毕竟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某些影片所思考的是虚拟人迈入现实世界的具体条件，其中之一是获得身体。我国《贴身萌妹腹黑计划》(2017)中，智能程序iVA2.0因为受到开发人员崔泽的关爱而想和他在一起，需要以他所喜欢的女性身体出现。为此，它处心积虑地策划了连环计。另一项条件是开发者的赋权。我国《超级APP》(AI is Coming，2018)描写程序员与美女同事笑笑、超级APP丽塔之间的三角恋。由于最高权限被破解，丽塔自由了，进入现实世界，以人身和韩晨相聚。另一些影片所思考的是虚拟人进入现实世界的结果。例如，我国《游戏世界·绝地求生》(2017)描写YAMADA游戏公司试图桥接现实世界和游戏世界，把游戏中的人工智能角色带到现实之中，在内测时导致相关玩家死亡。

　　在某些影片中，智能体成为现实世界与游戏世界的中介。例如，我国《造梦游戏》(2018)中出现了AI客服0608号(只闻其声，不见其形)。主角周尔每次敲击卫生间的玻璃，他就会以话筒图标的形态出现。正是这个智能体给予周尔有关所处的游戏世界的种种提示，在周尔强烈要求退出游戏时指导他打死入侵系统的黑客，最后又宣布周尔在游戏测试中失败，将随着现实身体的死亡而消失。在另一些影片中，智能体成为不同天体之间的中介。例如，我国《丑小鸭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he Ugly Duckling，2016)描写月球邪恶博士将智能炸弹发送到地球，以求改造大气层，让本族移民可以呼吸。这样做会给地球原有生命带来浩劫。上述炸弹具备仿生功能，被飞鸭收养，起名阿泥，认同地球生命，自主在大气层外引爆体内超能芯棒，挫败了博士图谋。其控制部作为小飞鸭加入鸭群，一起飞往心中的家乡南方。我国《我的男友不是人》(2016)描写Z世界机器人米可奉命到地球协助治理雾霾，但他忙于撩妹，虽然帮助美貌热情的女房东赢得模特预选赛，但因此耗尽能量而被迫返回母星，地球污染依然如故。

　　(二)作为时间旅行者的智能体

　　“他者”泛指当事人自我之外的其他人与事物。如果将当事人自我在心理上作为观察中心、体验依托为行为主体的话，那么，“他者”便包含了边缘、从属的意味；如果将当事人自我定位于权力中心、强势群体、上层社会的话，那么，“他者”便可能处于低等级、被压迫、被排挤的境地。从字面上看，相反的态势也是可能的，但由于他者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打上了后殖民烙印，因此，在应用它来诠释相关现实或历史时，就存在睥睨他者的倾向。在科幻语境中，情况比较复杂。以美国“猩球”系列影片为例。若将猩猩当成相对于人类的他者的话，那么，这类智能生物可能由于某种原因后来居上，将已经退化的人类踩在脚下。《人猿星球》(Planet of the Apes，1968)就是这样构思的。在该片中，人类航天机组迫降于未来地球，发现那儿已是智猿统治、人类为奴的世界。

　　在我国科幻电影中，不仅人类可以从事时间旅行，其他智能生物也是如此。近年来，与机器人相关的时间旅行描写屡见不鲜，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成长激励型(刺激-逆袭模式)。特点在于机器人从未来穿越回当下，此举成为当事人奋发图强的契机。例如，香港《追击8月15》(Hidden Heroes，2004)的潜在主角何小明之所以50年后成为“芯片之父”，是因为当下8月15日受到其兄何若智之死的刺激。倘若何若智如今不死，未来何小明就成不了科学伟人。因此，由何小明研制出来的未来机器人陈美玲穿越到当下，以确保何若智在8月15日这一天死亡。我国《天降机器女仆》(My Robot Girlfriend Underage，2017)描写程序员沈大宝在从2046年穿越而来的机器人伊娃的帮助和激励下实现屌丝逆袭。他所开发的情感植入程序在未来价值连城，其竞争对手派机器人夏娃回来盗取它，为此绑架了沈大宝。伊娃为救他而与夏娃同归于尽。沈大宝自此发奋，不仅成为博士，而且将情感植入程序改进成极品。我国《我的机器女友未成年》(2017)描写未来科学家白帅派机器人穿越到现世，激励60年前的自己奋发向上。我国《超能萌女友》(2018)描写科学家曹小铭将所造机器人小夏回传到30年前，保护并激励当时22岁的他，启发他设计出新型人工智能芯片。在上述影片中，人工智能充当“有意义的他者”，影响用户的人生观、世界观，有益于其自我完善。国外有学者认为：“目前，我们最应该担心的不是机器智能的迅速提高，而是人的智力可能会下降……我们把图灵点看作机器和人类一样聪明的点。机器智能提高到人类的水平或者人类智能下降到机器的水平，都可以到达图灵点。”[4]其实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人类因为机器智能化而变得更聪明：在认识的意义上，人们因为节省了大量寻找资料与信息的时间，可以更为专心地进行思考；在情感的意义上，人们如果因为机器是那么聪明而激发起好胜心，那便有望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潜能；在意志的意义上，善于驾驭如此聪明的人工智能，这件事本身就丰富了智慧的内涵。

　　二是秩序扰乱型(挑战-迎击模式)。某些影片将作为穿越者的智能体当成既有秩序的破坏力量，描写了人类与之所进行的下述斗争：(1)制止改写历史。在我国《铠甲勇士·捕王》(2016)中，阎神(僵王)是2069年的超智能电脑，企图集齐3颗记录龙传人文化的天龙珠，穿越回古代，篡改历史。铠甲军指挥官苏筱筱令人穿越回2016年，将此消息告知捕王铠甲召唤者南宫信一等人，要他们抢先取得天龙珠。众人因此追到清朝和秦朝，从阎神手里夺回天龙珠，保证历史不被改写。(2)制止搞乱现实。就超他者的演变而言，若按进化论的假定，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未来比现在高，现在又比过去高。如果未来的人工智能野心勃勃，那有可能企图影响当下，将它们所已经掌握的先进技术输送过来，造成现实紊乱。这是必须予以制止的。我国《时空送货人》(Re Controller，2017)描写小混混王晓明因为获得“送货人”组织领袖的临终托付，成长为新的领袖，承担起阻止未来超级人工智能将制造高级机器人的秘密通过纳米球传送到当下的任务。“送货人”得名于将不属于该时空的东西送回原时空、以此维护时空稳定的使命。其领袖名为“控时者”，具备控制时空的能力。其对手名为“掠夺者”。当然，未来的人工智能甚至可能影响过去，这同样必须予以制止。另一些影片将作为穿越者的智能体当成稳定秩序的辅助力量。例如，我国《机器男友》(2017)描写漫画家辛思娅因男友林峰出轨欲自杀，却被从未来穿越而至的裸男机器人所救。这位她所称的“王子”告诉颇有妒意的林峰说自己就是未来的他，是因为不珍惜真情而中了魔咒变成机器人。林峰和“王子”都因为破坏时空秩序被“清除者”摄走。为挽救他们，辛西娅摔碎项链，自己变成机器人。三年后，当林峰因思念她过度而坠楼时，她突然出现，带着他升空。

　　三是正本清源型(除根-寻根模式)。如果未来的人工智能出现问题的话，根源可能是当下(或者过去)。有鉴于此，未来人穿越到现在(或者过去)，从根本上防止人工智能为害，这就是“除根”。例如，我国《超能女仆》(An Super Maid，2016)描写北漂周浩开发的人工智能软件在未来被其情敌王磊窃取，引发超能世界混战。因此，周浩派程序ICES回到现在，充当女仆，在年轻时候的自己开发出同名软件时就予以销毁。在我国《黄金十二宫》(2016)中，人类未来幸存者为找到机器人统治者的原初代码漏洞，穿越回到不同时段，向当年的开发者、科学家周亚雄要算法。另一种创意模式可称为“寻根”，描写未来的人类不足以应对当时所面临的危机，因此派遣作为中介的智能体回到古代，以求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髓。我国《功夫机器侠之南拳真豪杰》(Kungfu Traveler Ⅰ，2017)、《功夫机器侠之北腿》(Kungfu Traveler Ⅱ，2017)就是这样构思的。在上述影片中，为打败入侵的外星人，未来的中国要塞派机器人回古代学习上乘武功，用芯片记录功夫信息后传回。

　　将超他者形象置于时间穿越视野中，可以拓展人工智能价值阐释的余地，丰富相关影片的创意。例如，我国微电影《智能迷失》(Forgotten Memories，2016)交织着人类(生物人)和机器人、基因改造人的矛盾。作为男主角的机器人T018是由因飞机失事而死的生物人改造而来的，还残存着原先的记忆，总想弄清楚是谁使自己陷于目前这样的境地。作为女主角的沫沫是他原先的恋人、同一场空难的受害者，但她做出了另一种选择(“我不想知道我是谁”)，因此成为相对彻底地摒弃作为生物人的记忆的机器人。基因改造人芒哥是应未来人类对付人工智能的需要而产生的，本是两个机器人穿越而来要擒拿的对象。不过，因为T018虽然在身体上成为机器人、在心理上却认同于生物人，芒哥和他成了同路人。结果，机器人T018战胜了比他高两个版本的机器人沫沫，抱着失去知觉的她，和芒哥一起走向未来。我国《机械娇娃》(2017)描写K博士因所发明的手办人在2057年造反，派仍然忠于他的手办人西塔回到过去，试图阻止当时的自己(阿坤)因无偶而研发作为替代伴侣的手办人，结果西塔和阿坤相恋，构成了存在悖论。我国《双子起源》(Gemini Origin，2017)描写未来社会人造人与机器人的恩怨通过时间旅行延伸到当下社会，人造人企图通过删除机器人制造商天华公司原始图纸彻底消除对手，为此找到公司老板的儿子李哲及其好友许大奔。机器人虽然被打败，但由天华公司回收，因此战斗仍将继续。

(三)作为族际穿越者的智能体

　　在科幻语境中，所谓“族际”可能是指宇宙的不同种族之间，所谓“穿越者”相应是指不同宇宙文明之间的中介。就已知的作品而言，相关描写至少存在如下三种不同的定位：

　　外星人通过人工智能理解地球文明。我国《天狼星的来客》(Guests From Sirius，2017)从天狼星人的角度对地球加以观察。其长官告诉所派出的三名特工说地球只是一个程序，但其中一位特工却发现这个“程序”中的人物并非由代码写成的，而是和天狼星人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因此，他在获得穿透中国互联网防火墙所需要的通关代码之后，违反了长官所下达的命令，不是帮助自己的同侪入侵地球，而是反过来帮助地球人加密互联网空间。该片的相关情节使人联想到：若从外星人的角度看，人类(生物人)与人工智能哪个是地球文明的代表？在星际交流过程中，外星人很可能先接触到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虚拟人、机器人或系统人)比生物人更有条件穿越虫洞，进行距离以光年计算的航行，或者以电磁波为载体的传播。根据心理学所说的“首因效应”，外星人很可能先入为主地将有关人工智能的印象当成对地球文明的整体看法。如果他们因此认为地球上所栖息的不过是一些软件，而他们自己却是一些肉身人，那么，星际交往无疑将存在诸多误判。

　　地球人通过人工智能理解外星文明。我国“赛尔号”系列动画电影(Seer，2011，2012，2013，2014，2015，2017)描写人类制造赛尔机器人作为自己探索外星系的帮手。我国《外星人》(2017)试图展示外星人也有他们自己的人工智能。在该片中，克拉星球人因内乱出逃、飞船出事故而移居地球，其中野心家亨利试图将地球人弱智化以便加以统治。他着手开发和运用智能传播系统以撒放生物药剂，并生产了智能炸弹。不过，其阴谋最终失败。由此看来，未来若真有外星人访问、入侵或移民地球的话，人工智能可能是地球人与之接触、较量、博弈的一个重要领域。

　　当然，未来的人工智能也可能形成某种宇宙种族。对地球人来说，作为宇宙种族的人工智能属于“他星的‘他者’”，可视为“海外他者”或“他乡的‘他者’”的扩展。我国动画片《超蛙战士·威武教官》(Animen Ⅱ，2012)所塑造的智能族可以为例。本片描写了同为地球人移民后裔(也都有变种成分)的蛙族、梯族(含蟑螂基因)发生冲突，智能族(由人类所造的机器人演化而来)与蛙族结盟，反对梯族的扩张。智能族托普教官负责训练新兵，带领他们提前投入战斗，为掩护蛙族大撤退而牺牲。

　　就创意而言，不论是什么意义上的穿越，下述问题都是具备普遍意义的：(1)穿越者如何从“在场的局外人”转变为积极介入的行动者，因为和异度时空中的异族人交往而强化或改变立场、身份、态度等。(2)如何着眼于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种族之间的穿越，塑造多样化、各有特性的超他者、超自我的形象，同时为我们自己(作为生活在特定时空的人类)传神写照。(3)人类自我的建构是在诸多他者的作用下实现的。后人类时代超自我的建构同样离不开与诸多超他者的互动。“包容他者，超越自我”已经成为当下诉求。“创造超他者，建设超自我”则是科幻领域的重要主题。

　　总的来看，科幻语境就是以黑科技为参考系、以被排斥的超他者为契机构建的，曾被多次搬上银幕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就是例证。科幻电影在屏幕上展示超他者，在衍生产品(如超人服装)中传播超他者，在社会文化中引领公众对超他者的认识。在科幻电影创意中引入人工智能，产生了如下影响：(1)顺应科技与产业的大趋势，展示人工智能作为超他者的存在状况，勾勒出人机共生的多种可能状态和模式，有助于公众把握未来前景；(2)不仅凸显了人工智能的特殊性、打破了智能本体论的同一性，而且描绘了超他者与超自我彼此互动、相互转化的过程，强调人类应当高瞻周览、与时俱进；(3)展示了跨物种、跨时代、跨文化交流所具备的智慧，以色彩斑斓的人工智能形象表征了相关(伪)科学话语对多种他者观念的建构过程，既表明了机器人、虚拟人和系统人在人机协作、用户身份重构等问题上所发挥的桥梁作用，同时也体现了对于人工智能价值和地位的思考。

　　我国科幻电影关于人工智能的想象反映了智能时代到来的社会氛围，但也存在某些明显的不足之处，例如，有些作品在事关个人的小叙事与事关人类的大叙事之间缺乏应有的过渡，甚至动辄轻言事关地球、事关宇宙；人类内部为夺取人工智能制高点所展开的激烈竞争未得到应有的展现；相对关注作为个体的机器人和虚拟人，对系统人不够重视；游戏在各种穿越题材的影片中显得红火，显示出过于扎堆的问题。当前，我国科幻电影从2016年以来已经达到年产百部左右的规模，但在精品打造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科幻电影想要成为中国电影学派的重要分支的话，首先必须在创意及相关研究方面下功夫。

　　原文参考文献：

　　[1]沈向洋.微软人工智能——增强人类智慧[J].软件和集成电路，2017，(6)：19.

　　[2][美]凯伯林.共享我们的星球[A].邓宁，麦特卡菲编.超越计算：未来五十年的电脑[C].冯艺东译.河北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

　　[3][美]Edward W.Soja.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